農村生活污水治理是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重要內容，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舉措，據生態環境部去年公布的數據顯示，“十四五”以來，全國新完成行政村環境整治6.7萬個，農村生活污水治理率達到45%以上，化肥農藥利用率超過41%，畜禽糞污綜合利用率達到78%，農膜回收率達到80%以上。
 
　　雖然，近年來我國農村生活污水治理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但農村生活污水治理仍然是我國環境治理領域的頑癥痼疾，即便是在達到45%治理率水平的農村地區，依然還有很多問題存在，甚至有網友有評論：“治理了，但又好像沒有治理”。
 
　　就在去年，央視《財經調查》的一則報道也引發了社會對農村污水治理工程的廣泛關注：一項耗資數百萬的農村污水處理設施，被揭露為“豆腐渣”工程、“半拉子”工程，設施形同虛設，屎尿橫流，嚴重影響了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這類事件已經不是第一次出現，在類似事件曝光后，也有不少人疑惑，“錢到底花到哪去了”，同時，也有業內人士表示，從“水十條”發布到如今已經有10余年，農村污水治理的一些頑疾依然存在，這是產業需要深刻思考的話題。
 
　　而在幾輪中央環保督察通報的典型案例中，農村污水治理的問題也頻繁被點名，均暴露出了農村污水治理目前所面臨的難題和挑戰：
 
　　01 重建設輕運營
 
　　從中央環保督察近年來披露的典型案例來看，盡管各地投入了大量資金建設污水處理設施，但“建而不用”“管而不善”等問題普遍存在，部分地區的農村水環境質量甚至因治理失效而持續惡化。這種"設施遍地開花卻難見清水長流"的治理悖論，正成為鄉村振興進程中的突出矛盾。
 
　　2021年，中央第五生態環境保護督察組在河南省三門峽市所屬義馬市東區辦事處的“全國文明村”河口村和“美麗鄉村示范村”霍村發現，其污水處理站因資金問題長期停運，未經處理的污水溢流入河，河內垃圾漂浮，農民自家建了廁所卻不敢用。
 
　　2023年12月，廣東省第三生態環境保護督察組督察潮州市發現，湘橋區官塘、鐵鋪鎮兩座總投資5億元的污水處理廠因相關手續問題仍在閑置，設施內長滿浮萍、藻類，污水處理設施以及配套管網未發揮作用。
 
　　2024年8月，海南省第二生態環境保護督察組進駐‌‌瓊中縣發現，2016年以來建設的400宗農村污水處理設施中，104宗已停運。其中，灣嶺鎮山尾村設施完全閑置，場地被村民用作養雞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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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現象折射出三重治理缺陷：
 
　　一是規劃脫離實際，部分地區建設的農村污水處理設施(例如高配置處理工藝、大規模處理量等)，不符合農村實際需求，而且投資和運維成本過高，導致農村污水處理設施建成即“癱瘓”；同時部分項目盲目追求覆蓋率，以設施建設數量替代實際治污效果，暴露出監管機制失效，第三方運維缺乏有效監督；
 
　　二是長效保障機制缺位，我國大多數地區未將運維費用納入財政預算，依賴臨時撥款，而農村地區財政能力有限，難以承擔設施長期運行的電費、藥劑費和人工成本，導致項目停運；
 
　　三是農村污水治理涉及環保、住建、農業等多部門，但缺乏統籌協調。各部門間常常出現畫地為牢、各自為政的現象，相關專家知識封閉，缺乏基本準備，導致沒有充分發揮國家在農村積累的基礎設施和基本組織體系。
 
　　02 治理亂象叢生
 
　　近年來，各地及中央環保督察曾多次曝光了農村污水廠接管不到位、“兩低”問題、“清水進、清水出”等情況。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湖南婁底市的農村污水處理廠，14座中有9座污水處理廠是督察組進駐前才開始調試通水，且入戶管網應建設14.6公里，實際僅建設0.695公里，完成率僅為4.76%，特別是2021年已上報建成的安平鎮污水處理廠連部分過濾凈化設備都未完成安裝。而且已建成運行的5座污水處理廠部分污染防治設施長期閑置未運行，成為形象工程，進水COD濃度均低于40毫克/升，“清水進、清水出”“曬太陽、睡大覺”現象非常普遍。
 
　　同時，我國農村污水廠普遍呈現運行負荷偏低、收集水量不足，存在“吃不飽”的現狀，更有一些地區因盲目追求政績，弄虛作假、形式主義盛行，部分污水處理廠為應付環保檢查，采取“短期突擊”手段掩蓋運營漏洞。
 
　　例如，超量投加葡萄糖、篡改監測設備參數、人為干擾采樣數據等方式偽造“達標排放”記錄營造“處理效果達標”假象，甚至一些承包農村污水項目的工程隊為了追求利益，采用建筑排水管材替代市政專用管材，為管網質量埋下安全隱患。
 
　　03 破局新策：打造"四維協同"治理新模式，共筑美麗鄉村愿景
 
　　為解決農村生活污水處理設施“建不起、用不起、管不好”的瓶頸問題，各地認真落實《關于進一步推進農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導意見》，在治理思路、治理路徑、治理模式等方面積極探索。部分地區結合農村實際，有力推進農村生活污水資源化利用，走出了“成本低、易管護、可持續、效果好”的新路子。
 
　　如四川省巴中市采取“分層截留資源化利用”+“四個一點保障機制”探索出丘陵山區節本增效治理模式；海南省三亞市通過“體制改革+資源化利用”探索出非正常運行設施分類整改路徑；云南省文山州采取“州統籌+縣主導+鄉負責+村組織+組落實”形式，探索污水治理自治自建自管。
 
　　3月17日，上海市發布了《上海市農村生活污水優化治理路徑技術指引》，該文件著重指出，在農村地區生活污水的治理中，需綜合考量人口集聚度、環境敏感度及生態承載力等因素，確保與國土空間規劃、水環境功能區劃、濕地規劃和排水規劃等緊密銜接。通過精準規劃與科學評估，明確區域農村生活污水治理現狀，并充分尊重水環境質量改善要求和農民意愿，分類、分級、分步有序推進，科學合理地確定治理模式和工藝。
 
　　該《技術指引》提出，針對未治理農戶，應開展細致的評估工作，形成“一村莊一方案”；對于僅有零星農戶未實施治理的村莊，則無需單獨編制方案。同時，根據村莊規劃性質對未治理農戶進行分類治理。對于現有農村生活污水治理設施，應全面評估設施建設年限、設計規模、進出水水量水質、運維養護成本和技術經濟能力等內容，形成“一設施一方案”。對于污水產生量少且能滿足“三基本”要求的村莊，可考慮暫停運行、報廢拆除或轉移利用治理設施；對于有必要繼續運行的設施，則分類分級實施優化改造。
 
　　在處理工藝方面，文件詳細列出了不同工藝的適用場景，如活性污泥法(MBR、AAO)適用于重要水體附近、對出水水質要求高的區域；生物膜法(接觸氧化、生物濾池)則適用于水量水質波動大或污染物濃度較高的場合；生態處理法(人工濕地、土壤滲濾)則更適用于進水濃度低、出水水質要求不高或零星散戶的污水處理。在選擇工藝時，應避免盲目追求高去除率和高水質標準，減少不必要的高能耗、高碳耗強化處理工藝。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王洪臣教授曾提到，“選擇農村污水處理的技術，應以方便日后運行為最主要考量，一切不方便在農村運行的技術，都不適合采用。”同時，近年來兩會代表委員們也針對農村生活污水治理提出了諸多寶貴建議，如建立政府主導、市場運作、社會參與的多元投入機制，將運維費用納入縣級財政預算，培育專業化市場運維，以及構建“戶分類、村收集、鎮處理”的協同體系等。
 
　　農村污水治理不僅是環境工程，更是鄉村振興的基石。因此，應從精準規劃、技術適配、市場化運作、全民參與四個維度出發，打造“規劃科學化、技術適配化、市場化運維、參與全民化”的“四維協同”治理新模式。這需要政府、社會和企業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實現“望得見山、看得見水”的美麗鄉村愿景。